桂银2009——登高望远当前行

我的六月忙时节

每年六月，大学教授们都特别忙。平日的教学研究任务，自不必说，还有一些“额外”事情要去完成，甚至是一些“债务”要去偿还。我也不例外。这个六月，我特别地忙碌。

我做了好几天的“空中飞人”。甚至在法国航空公司447航班遭遇空难之后，我还在继续地出差，以致我工作搭裆“夸”我“勇敢”。5月31日，为了去年底与外交学院朱立群教授的那个约定，我飞往昆明，参加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四届博士论坛。这个论坛在专业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日渐成为中国外交学会和外交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培养和扶持新人的一个学术“品牌”。2006年以来，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外交学院的主持下，这个论坛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承办，每一年的论坛都是国际关系学界“群贤纷至”、新人涌现的机会。去年，我因为“被关在”北太平庄总政招待所编写《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统编教材而未能参加，但今年努力参加，因为明年将由我们承办第五届论坛，我这个代表得把“火炬”接过来。专家们对博士们论文的点评，十分尖锐，“疾风暴雨”，我只下了点“毛毛雨”。6月1日下午，我飞往沈阳，参加东北大学政治学科点主办的2009年度教育部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学专业课程建设问题。这次会议由我们的委员同仁张雷教授组织并承办，地点在山清水秀的沈阳棋盘山国际会议中心，这儿远离城市尘嚣，令人心旷神怡，颇有忘返之念。6月4日，我又去北京参加本系统优秀人才岗位津贴以及其他奖项评审会。6月10-11日，我又背行囊，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参加陈玉刚教授组织并主办“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新理论、新领域、新方法”国内高级学术研讨会，乐见旧友，喜遇新朋，前者包括时殷弘、陈志瑞、苏长和等各位教授，后者有樊勇明、唐世平、武心波等诸位先生。这次会议上，人们“吵”得很，也“吵”得好，尤其是时殷弘、苏长和、周琪、唐世平、黄仁伟等人的发言和评论。本月底，还将参加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于铁军教授组织的“国际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青年论坛。会议颇多，交流甚广，收益亦大丰也。

六月的忙碌，在于又要送走一批研究生毕业离院。5月初以来，我马不停蹄地对军内外六七所院校和机构的10余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匿名评阅，有喜有忧：偶阅佳作则喜，频遇庸文则忧，还非常痛苦地“枪毙”了两篇——做此等事，不是为自己的无情“杀人/杀文”而痛苦，而是为作者的劳苦无果以及他们师父的平庸失职而痛苦。这些学生辛苦三载千余日夜，换来的是推迟答辩或重大修改，他们的学位论文中的那些一般的、明显的缺陷，固然在于他们自身能力不足，但师父的平庸失职也难逃其咎。我们自己身边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言归正传吧。六月的忙碌，主要在于有一批博士研究生和两名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虽然他们的论文早在5月即已送出匿名评阅，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却颇费心智，每年的6月因而又成了紧张的6月：匿名评阅的心理压力，以及修改完善和安排答辩事宜的程序纠缠。

六月的忙碌，还因为许多“债务”需要偿还。实话实说，以现在的资历和能力，参加大部分学术会议无需多做准备，少许心智努力即可“从容应对”。可近来思虑最多而心忧最重的，就是手头上正在从事的项目，以及口头上答应朋友要撰写的文章。正如10日深夜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中心与陈志瑞所谈，如果不用心做，觉得对不起预约的人，也对不起自己——我们无法做到马马虎虎地撰写文章，然后胡乱地向朋友交差。在这里，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两个人。一个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沈志华先生，我参加主持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分卷项目至今仍未完成，不仅审读的稿子未有较大进展，连我自己的子项目也没有杀青。另一个人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谭秀英老师，我答应做的南京大学CSSCI研究中心国际政治数据统计工作，因诸事纠缠，推迟延宕，进展甚微，以致在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见到她老人家时，我简直是无地自容。我还得赶紧忙完这两件大事。

六月过去是七月，日子继续，工作继续，忙碌继续。我的生活充满忙碌。对我来说，忙碌好象并不坏。